伴随奏乐声响，喃呒师傅挥着桃木剑，引导着人们在火光中和逝者告别。
去年底，我在电影《破·地狱》里看到这一幕。原来，殡葬的仪式也可以如舞蹈一般，不只是挥别逝者，更是对生者的心灵慰藉。
我想起，在我居住的街区里也有一家殡葬小店。每次入夜，店门外的投影灯点亮，照着“殡葬一条龙”的蓝色图样徐徐翻动，昭示着死亡的庄重、禁忌。
到了早晨，52岁的店主段文武总会和妻子、女儿牵着红衣小狗行走在街上。阳光倾洒，透露出全然不同的生机、鲜活。
这些时候，殡葬仅仅是一项关于死亡的职业吗？它对生者意味着什么，又见证了哪些正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变化与问题？
于是在半个多月里，我记录下段文武和其他从业者的经历。
或许这是一个被反复书写的行业故事：26年间，段文武的小店漂过丧葬文化的变迁，看见每一代人告别逝者时心态的转变。
但我们似乎都能从中找到生活的影子：逝者需要摆渡，活着的普通人有更多难关等待渡过。这些时候，我们没有盛大的仪式，有的是面对未期的变化时，一次次打破与坚守的决心。
段文武在四平路上经营着香烛店。 李瑶瑶摄
疯狂
段文武皮肤黝黑，尽管个子矮小，他总爱在耳边夹一支烟，快步走起时，颇有几分侠士气概。
他与殡葬的交集开始在西宝兴路上。
年幼时的段文武生活在安徽乡村。父亲胆子小，每当和其他人家有了冲突，总是由母亲摆平。那时他便下定决心，长大了要帮母亲“出头”。
1999年，他学了木匠手艺，便跟着亲戚到全国各地打工，打门窗、家具。上海是他漂泊的第四站。
起初他在店里给老板做木工。有一回，顾客将电锤借出去，归还的时候损坏了。老板误会他，“谁弄坏都不好说，为什么不现场验收？”两人就红着脸吵架。
段文武梗着脖子，把工具一扔，再也不回去了。这时他突然想起，之前帮西宝兴路的殡葬门店打过家具，和那几个老乡有了交情，就跑去问他们能不能改行做香烛店。
那时的西宝兴路，是上海声名赫赫的“殡葬一条街”：500米的街道两侧排了40多家殡葬店，乃至于上海人办丧事，脑子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这条路。
最早段文武有过顾忌。“去提篮桥、去西宝兴路”，是沪语里隐晦的骂人话。
他忙着选址，一整套流程跑下来，心里最后一丝抵触也没了。“都是讨生活，卖白事和卖米油都一样。”段文武笑道，店铺的租金一个月2000多元，交3个月房租押1个月押金，加上采购，段文武每个月得花费2万多元。他把这几年的积蓄全掏了出来，妻子高晴又回了趟老家，和姐妹七人这家拿500（元）、那家借1000（元）。
钱慢慢攒齐。但要定下心来做好生意，远没负气出走那般容易。
“当时人讲究叶落归根，哪怕在医院还剩一口气，也要拉回家里。”段文武回忆，客人会走进哪家店都是偶然，老板干得好、态度好，才能留得住人。
客人告诉他地址，预定丧葬用的花圈。整个花圈的价格太贵，段文武便骑着车，大清早到批发市场进七八块钱一个的篮筐，再到最早的闸北中兴路鲜花批发部把鲜花拉回来。他用绳子把买好的花篮绑在自行车上，骑着永久牌自行车一趟趟拉，最后回到家里，照着书一点点自学怎么扎好花圈。
就这样干了三个月，他的营业额抵消了房租。
上海最早的“白事一条龙”，由白事饭店做起来。西宝兴路做得好的饭店有金元福酒楼。白事酒店服务员也叫“业务员”，需上门跑业务。
段文武和开香烛店的同行们偷偷跟在后面学，逐渐摸清殡葬的流程、中间环节，又认识了圈子里的人脉。他看着身边的从业者数量成倍增长，最后从饭店手里抢走生意，自己开始做起“殡葬一条龙”的业务。
“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。”段文武回忆。
2005年，开殡葬用品店的人越来越多，按照亲缘和地缘整合成了代理公司。各大公司纷纷“抢滩头”：去医院、护理院和养老院争抢客源、地盘。
宝山殡仪馆外常见花圈与花篮。 李瑶瑶摄
漂泊
随着订单疯涨，行业步入鼎盛时期。
段文武记得，那时人们的葬礼颇为隆重。2000年初，西宝兴路还是棚户区，街坊四邻彼此熟识，加起来几百口人送葬，就在家门口停灵，请和尚念经。
“的确许多流程没有必要。”段文武记得，一个花圈最贵要四位数。花圈多说明家族旺，摆在门口热闹。在殡仪馆的礼厅部，刻个CD盘给客户也要收1000元左右。“一环环都要费钱。”段文武说，有些不本分的商家，在骨灰盒上做些暴利，把便宜的木材说成是黄梨木红木，就赚了几十倍的差价。
刘霜便是那时入行，后来也在西宝兴路做起殡葬。
17岁的她刚来到上海时，干过保姆、清洁员，最后在“豆腐羹饭店”结识了现在的丈夫。“就是看他老实。”刘霜打趣，“之前遇到的（男人），都太花了。”
两人见殡葬挣钱，便和刘霜的哥哥一起经营丧葬用的鲜花店。刚开始没有圈子里的人脉资源，夫妻俩的收入刚能够上开支。每周吃上一次肉，是刘霜最欣慰的事。
她和段文武都为孩子上学犯了愁。
刘霜记得，那时在上海做殡葬的基本是外乡人。得集齐暂住证、劳工合同等七项证明，孩子才能就读这里的学校。
段文武没有居住证，只得把三个孩子陆续送回安徽念书。刘霜不愿让儿子赵天乐回去念烘焙学校，四处找办证的黄牛，凑够几千块钱才让儿子进了这里的小学。刘霜说，这样还能让他认识些朋友，将来在城市扎根。
新的难题仍在出现。2006年，西宝兴路碰上了整改。
上海好几条街开始拆迁违建店铺，个体户野蛮发展的时代在终结。
段文武和同行感到矛盾，他们不愿意加入大公司交2000多元的保险，建正规的店面又让房租翻了一倍。面对高房价、没户口、孩子入学的问题，一小半西宝兴路上的商家回了老家或选择转行。
街上的人们又开始了漂泊的旅程。
段文武先把店铺搬到虹口区北外滩的海拉尔路。没想到过了两年，碰上隧道拆迁，只得再迁徙一次。“店铺被租金赶着跑”，段文武数了数，香烛店开过七八家，在国定路、政法路，紫云路……开了又拆，拆了又开。
很长时间里，为了节省开支，夫妻两人在香烛店的二楼，用木板搭起隔断层用来睡觉。十几米的空间，就和“棺材板”一样高。每当孩子放假到上海时要写作业，两人就把床上的被单掀开，露出木板充当孩子的书桌。高晴只记得，第一次从西宝兴路搬离，是“我大女儿9岁那一年”；第二次搬，是“小儿子上幼儿园还有半年毕业”。
在赵天乐的记忆中，一家人挤在杨行镇没拆迁的老房子里，爸爸妈妈住一间，自己和同学住一间，爷爷去医院太平间睡。在赵天乐的班上，九成以上都是外地来的孩子。小学毕业后，他不想回老家念高中，选择在上海念中专，读了物流专业。
如今段文武回望，那更像是一段短期的阵痛。
殡葬行业的规范的确随之完善。2013年前后，上海市政府开始对殡葬从业者进行培训管理，颁发营业执照，严厉打击“地盘扩张”的纠纷。
段文武加入一条龙代理服务公司，成了高级的业务员，负责丧事全程的操办。公司里的人彼此共享业务，他和曾经约过架的“死对头”，反倒结成了同盟。遇到其他地区的生意，他就一个电话打给那头的老板介绍。
段文武也继续经营着小店的生意。他总算通过殡葬协会的资质审查，拿到了证明。他把营业执照和资质的复印件放在店里醒目的位置，角落则安着一部拇指大小的座机。当有客人好奇是不是摆设，段文武就让人家拿起来看，解释道：“有固定电话让人知道你是正规的，公司都有固定电话的嘛。”
直到2019年，段文武一家终于租了房子。他把木床拆除，做成了货架。
四平路这条街，没什么节日气氛。助听器、老人家政、老人旅行团排成一列。起初附近也有几家做殡葬的店，或转行或倒闭，现在这条街上做“殡葬一条龙”的，只有段文武这一家。
有时，他会去QQ群、微信群寻找乐趣。那里聚集着之前西宝兴路上的朋友。闲暇时总有人喊上一句，约喝酒、唱歌，后来流行起钓鱼、麻将。不过，高晴坦言：“干我们这一行，看得淡。不会特意交好朋友，打个电话一聊老久。”
追悼会前，一辆大巴负责把逝者家人、物资送到殡仪馆
段文武有时也会去店里接待客人。 李瑶瑶摄
守
段文武觉得，自己的小店能活下来，离不开一个“守”字。
殡葬店通常是夫妻店，关系破裂倒闭的店不在少数。常常段文武出去跑业务，高晴就守在店里和熟客聊天。高晴沉稳、话少，每次看段文武梗着脖子、涨红脸，她便拉拉丈夫，劝说一句，“算了”“注意些脾气”。
守住老客人，店就有活路。多年前的大年初三，段文武已经回到老家。突然一个电话打进来，是个老顾客家人离世，想让他操办。段文武告诉他，自己不在上海，可以给他联系本地的业务员。电话那边沉默几秒，说道：“老段，你说说，为什么叫你来？如果你叫人过来，那不如我自己找人，对吧。”
段文武举着电话定在那，憋出几声“你放心”。当天夜里，披着春节的炮竹声，他开了3小时车到上海，直奔殡仪馆，等到追悼会开完的初五，再开3小时车赶回家过节。期间他的母亲问儿子上哪去了，高晴只说，“去喝酒了。”
段文武时常会想起那句反问。那个时刻，他感到殡葬不只是一门生意：“人家很悲痛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你。这是什么样的分量？”
每年冬至两天，他和妻子就睡在店里，早上五六点陆续有人等门，八九点钟门口排起长龙。高晴很喜欢这种一边做生意一边和朋友叙旧的模式，“为什么卖一份纸品时间长？不是他们挑选时间久，是在店里留得久。”
这些时候，小店如同一艘泊在街上的纸船，载满来来往往的心声。
退休工人老李买完纸制品，手里托着两份桂花米酒，举起来展示，“刚在电商直播平台学会买，一块钱的，特意来送一碗。”他抱怨人不能太闲，不习惯：“我还没老呢，怎么找点事做。”高晴跟着捧场：“你不是会直播间抢券了吗？我都不会，你来给我当老师。”“这个好，这个好！”老李呵呵一乐。段文武拿袋子给他，好让他包好提回去。老李不肯，“这几步路有什么可以拎的。”
很多老人付账还是用纸币，手伸进夹袄里勾出一个花手帕，里面包着钱，一张张点。有的老人从过年的红包里取出来钱，感慨道，“怎么一年又没了，没感觉了。”他们经常忘带钱包、忘带手机，说一声赊账就好。高晴记得，有一次给老人结账时抹零少收了2元，老人特意要补回来。对老人家的各种执念，她都很理解，“对他们来说是个很郑重的心意，是活人对生活的寄托。”
也有人坦荡地聊起身后之事。
头发蓬松的老太太，买完纸制品提在手里，回过身点点自己凹陷的泪沟，“我天生不是享福的命，之前照顾两位老人，还有个瘫痪的，我心里嫌累，总抱怨睡觉睡得少。现在人一下子走了，你看看。”她摊开手，露出空荡荡的掌心：“经常二三点钟就醒了，睡不着了。”
高晴问，“能不能吃些中药调理？”她说没用，是心事，又说没人说话，家附近住的都是新面孔，幸好有这家店在这里。
另一位老人说，家里子女在国外长住，他现在总是想起年轻时候下乡耕种的往事，希望自己以后能够葬在故乡的田地。
店里有时也有年轻的朋友光顾。
女孩小凌每年都会过来，给家里去世的小狗买纸钱。小凌告诉高晴，自己在上海漂了八九年，去世的金毛不仅是宠物，也陪伴了她最忙、最穷、最孤独的时间。她搬了很多次家，弄丢了小狗的气味。
听到这些诉说，高晴会想象生活的另一种可能：如果父母在世，会不会也学会直播间抢商品，会不会在国内多旅游几个城市，也可能也在老家宅基地建个二层楼，多种几年地？想到这些，她心里又酸又暖。
而段文武始终觉得亏欠大女儿。她和自己说，在村里上学不方便，要走三公里才能到学校。他和高晴找了县城里最好的学校，给她办了住宿。每年过年，就去大润发超市，买一大罐泡泡糖和大白兔奶糖给女儿吃。但段文武看到，女儿的性格，还是变得沉默了。
如今，大女儿考到上海的大专。毕业后结婚、生子，孩子也陆续考回了上海的大学。段文武笑道，家人相守，店就能站住脚。
冬至客人造访小店，段文武夫妻烧起锡箔纸作为时令的仪式。 李瑶瑶摄
破
在宝山殡仪馆，段文武开始新的忙碌。
和世纪初葬礼的排场早有不同，整场追悼会不过20分钟。在两三位乐手的吹奏下，段文武带着逝者家人，将两袋纸钱、金砖铺在棺材里。弦乐声毕，他们钉上棺板，目送着逝者离去。家人跪在火化间外，有人啜泣，也有人用手机记录下离别的时刻。
在行业里，一些陈旧的传统已经被打破。
段文武看到，“厚养薄葬”的理念更重了。比起复杂的仪式，人们更在意送别的环境、气氛。
“现在家属一般在殡仪馆办个小厅。”段文武也会遵循逝者的遗愿，在去世后补办小型的追悼会，一家人聚在一起举办家宴。越来越多的人对成本控制住了，愿意花钱在鲜花上，在花香里告别亲人。这些殡葬用的鲜花基本是淡色，一般是黄色的康乃馨和白玫瑰。
还有更多细节的变化，包含着社会经济、民生、文化的转变。段文武提到，以前用红蜡烛是六十岁为界，到六十岁算是“喜丧”，寿命八十岁以上就会用红色的花圈。渐渐人们寿命长了，医疗保障好了，红蜡烛一般以八十岁为界。100岁才推荐用红色的花圈。
“灵堂做七对时间的限制放松了，要等家属聚齐，3天、5天、7天，还有家人从国外赶回来，等更长时间的都有。”段文武还从包里掏出一张表格，上面列着丧事所有的条目，每一项都对应着具体的收费。他反复敲着计算器，生怕摁错一个数字。“现在都讲究透明规范，收多了一点钱，就会被客户投诉。”
破旧之后，行业里涌现着新人、新事。
在殡仪馆，段文武遇见了赵天乐。
尽管刚毕业不久，赵天乐熟练地搬动着花篮，和司仪、保安停不下攀谈。读了中专后，他觉得上学没有什么意思，干脆帮父母打起下手。
赵天乐笑道，褪去人生大事的光环，殡葬和所有的职业没有区别，不过是从业者挣钱、吃饭的手段。“哪怕葬礼的流程再怎么简化，都需要人来办事。”赵天乐相信，这一行业终究是有生意的。
只不过，谋生的形式越变越多样。
段文武在聊天时得知，不少年轻人瞄准了宠物殡葬。有00后的从业者只租一辆面包车，就可以做起宠物葬礼的生意。车后两排可以摆上烧宠物尸体的炉子，再放个塑料箱装骨灰盒，批发来只要三四元一个。比起老人，这些年轻人擅长“讲故事”吸引客源，并不在意流动生意能维持多久。
段文武看到，现在每个殡仪馆还有了整形师，需要对送进来的伤员用石膏修补肢体。甚至如果有死者的头颅残缺，他们还会根据死者生前的照片用石膏打磨一枚头颅，这一过程也叫作特殊整容。
对段文武来说，这些都是他意想不到的新变化。他并不排斥，反而去咨询过同行、领导，自己能做些什么。他关注到，近年来上海试点了“死亡咖啡馆”，把殡葬一条龙服务打造成大家聊天，谈论生死教育的场所。如今每年，段文武还会路过西宝兴路，去那里的宝兴殡仪馆处理业务。
段文武记得，以前那边被人叫“阴街”，房价只有一般市价的三分之一，高楼鲜少，“现在那块马路真是宽，绿化也好，听说要盖新楼了。”
冬至几天，殡葬店里时常有人光顾。李瑶瑶摄
生者
年岁渐长，段文武偶尔会审视，殡葬给自己带来了什么？
2011年春天，他给复旦大学的于娟老师做丧事，看完了这位老师的抗癌日记。“不能说更新生死观吧，只是让我心里更强调一遍‘知足常乐’。生死面前没大事。”
段文武说，于娟老师去世前六年内拿到两个硕士学位、一个博士学位，评上副教授，病后她断断续续在博客上写了8万字的日记。丧事现场大概来了四五百人，有家属、媒体、学生，也有“粉丝”。那次葬礼并没有选择高档的殡仪馆，而是着重于实惠、舒适。
布置灵堂的时候，他亲手把老师的遗像放好，上面穿着橘色登山服的女生笑容烂漫。段文武回去搜了她写的博客，一条条翻阅下来。“人这一生，买房、买车、评职称，这些东西真的重要吗？重要的是，爱自己，爱家人。”读到这样的字句，段文武很感慨。
他给自己微信取名“知足常来”。“守住平淡最难。”段文武说，这点很磨人，比“有胆量”“能来事”这些标签重要得多。
而年轻一代面对生死的议题，也有了和当年不同的姿态。
赵天乐说，还没上小学时，他便习得“棺材”一词。小时候，他看殡仪馆就像在看着人们在赶集，死者和生者来来去去。他会捏着锡纸叠的飞机，一边玩一边问刘霜：“为什么大家要躺在棺材里睡着？”刘霜并不避讳，告诉他，人走如瓜落，这是自然道理。
有一阵子，刘霜见赵天乐嘟囔，活着没什么意思。老师和她说，不能再带儿子去殡仪馆了。但刘霜没料到，赵天乐很快渡过了抑郁，见证一场场死亡后，反而对生活更加乐观。
现在刘霜常常数落赵天乐，“钱要省着点花。”赵天乐笑着反驳，“今天有钱今天花，怎么开心怎么过。”
今年元旦前，段文武有个要上门的订单，是他在消防队的朋友打电话喊他去的，说有人在浴室脑出血过世了。
这是他第一次叫上小儿子，有意看看他的反应，也想让儿子亲眼目睹他以前的工作场景。“我不指望做死亡教育，只是想让他面对死亡，接触到这一行，也知道赚钱不容易。”
儿子看到他跟家属沟通，怎么叫殡仪馆的车子来，又看到接尸队来把人抬走。段文武问儿子，“你怕不怕？”儿子说没什么，紧接着蹦出来很多问题，问殡仪馆里是什么样的，工作人员害怕吗？
听到00后儿子的想法，段文武能感知到年轻人的包容。他们似乎对死亡不再如此避讳，更多是好奇和思考。
“是不是做殡葬这一行，经常要安慰人？”段文武的儿子问道。
段文武摇摇头，并不是的，你看你妈妈在香烛店，很多时候面对生者，我们需要的只是倾听。
看着儿子，他陷入回忆。
年轻时的自己穿着假皮鞋，不合身的大西装，灯芯绒和灯笼裤，推着二手市场淘来的几十块的永久自行车，在西宝兴路那一排狭长的花圈和灯牌间穿行。
那是混乱与热闹并存的一条街，繁荣、机遇与变化并存的时代，也成了一个外乡年轻人，漂泊间停歇的驿站。
（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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